门客，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当中，属于一个出镜频率极高的词汇。
其中最著名的自然是孟尝君，相传门客三千，还让“鸡鸣狗盗”这个成语流传至今。王二、袁巫九和郑仁通三人，虽不能简单把他们称作鸡鸣狗盗之徒，但其实也差不了多远。
纯粹混饭吃的门客属于最低级，更高级的可称“士”。日本在此方面受影响极深，他们所谓“武士”，其实也是一种门客的存在。
对于这三个家伙，周赫煊没有太多想法，纯粹是耗点米粮养起来而已，说不定哪天就能用上。双方并非主仆或雇佣关系，更类似于江湖朋友，合则聚，不合则散。
平时大家相处，周赫煊总带着探究的意味，旁敲侧击，想知道对方真实的追求和想法。
但王二等人连自己都不清楚，反复说着“替天行道”。他们不在乎钱财，更不在乎法律，只在乎某种朴素的道德，并将这种道德作为自身的行为准则。
说白了，就是三个活得稀里糊涂，却又自认为清醒的人。
这种人放在和平年代，绝对是社会不稳定因素，而在混乱时期却有着立足之地。
实际上，周赫煊之前所说也非完全正确，刺客手段虽然不能根除贪官汉奸，但还是有点用的，至少能够提供威慑遏制力量。特别是全面抗战爆发之后，行刺之风如火如荼，为后世的抗战神剧提供了大量灵感和素材。
最典型的就是“金陵毒酒案”，两个中国军统特务，毒翻了日伪高官数十人。其中包括“维新政府”（汪伪之前的南京傀儡政权）行政院长梁鸿志、立法院长温宗尧，以及日本总领事馆书记官宫下、会计船山等人。
那两个特务叫做詹长炳和詹长麟，早在1934年，就被戴笠安排进日本驻华公使馆当杂役，最初目的不过是收集情报而已。全面抗战爆发后，詹氏兄弟的全家都死于南京大屠杀，但他们还是忍受着痛苦和仇恨继续给日本人当杂役。
直到某天，接头人给他们带来“氰化钾”，目标是杀死在南京的全体日本高层和汉奸高官。可惜氰化钾量太少，稀释到大量酒类饮料当中，只毒死了两个，剩下几十个日伪高官都靠洗胃救活了。
若是有人给他们提供足够多的氰化钾，当时整个华东日占区的行政系统都要崩溃，因为出席酒会的都是日伪高层大人物。
值得庆幸的是，两位投毒英雄都安然无事，他们为日本人“服务”多年，日本特高课完全没料到他们就是凶手。其中詹长麟活到了2008年才逝世，死后被南京市政府授予镀金银质奖章。
我们还应该记住尚振声先生，黄埔六期毕业，金陵毒酒案的实际策划者，诈降担任汪伪政府某部参谋长，暗地里实为军统南京区区长。后因密谋刺杀汪兆铭，尚振声被日伪特务盯上，遭叛徒出卖被捕，临刑前高喊“抗战必胜，汉奸必亡”，被乱枪打死，年仅39岁。
或许，家里住着的这三位门客，抗战爆发后可以推荐给戴笠，让他们发挥一下自己的专业才能。
嗯，周赫煊是这样想的。
还有一个人让周赫煊很头疼，那就是袍哥会的褚授良。这家伙天天来周公馆拜访，说要帮周神仙做事，但他只会打打杀杀，连行刺手段都不熟练，习惯了带着扁钻正面硬怼。
难道让他担任哪家工厂的保安队长？
“周神仙，你就让我跟着你混嘛。”褚授良今天又来了。
周赫煊无语道：“你袍哥当得好好的，怎么总想着跟我混？”
褚授良气愤道：“袍哥会越来越莫得意思，范哈儿这种外八门弟子，现在居然都被奉为上宾。袍哥会，早就不是以前的袍哥会了。以前我们做的啥子？安定地方，照顾穷人，抱团取暖，现在一个个就晓得赚钱！”
“以前的袍哥会，真有你说的那么正面光彩？”周赫煊乐道。
“呃，”褚授良尴尬一笑，“反正比现在更好。”
哥老会最初形成于水匪结社，干的就是杀人抢劫的勾当，比起源于漕运的青帮更加污秽不堪。但在晚清正式结社之后，哥老会却标榜仁义，劝人向善，安稳地方，拥有绝对干净的内八门，又有藏污纳垢的外八门。
一切好事、正事，都是内八门做的，荣誉属于哥老会，此类俗称清水袍哥，老大被称为“舵把子”、“舵爷”。
一切污事、烂事，都是外八门做的，他们只是临时工，被蔑称为浑水袍哥，跟哥老会没多大关系，老大被称为“老摇”（摇舵的）。
听起来是不是像青帮中的“清流”和“浊流”？
这就导致哥老会在四川声誉还不错，甚至到了21世纪，四川话里都有“哥老倌”，相当于东北话里的“大兄弟”。
其实内八门、外八门两位一体，都是哥老会的组成部门。特别是最近二十年，外八门带来的利润越来越多，渐渐反客为主，把正统的哥老会内八门都压制了。
甚至，范哈儿靠着强大的财力和实力，已经由“浑水袍哥”晋升为“清水袍哥”，正式加入袍哥会“仁堂”，而褚授良却只能留在“礼堂”。
仁义礼智信，仁堂讲地位，义堂论钱财，礼堂靠武力。
这也是褚授良不愿再留于哥老会的主要原因，他找不到自己的位置，又不愿在范哈儿这种外八门面前跪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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